以转型期中国朝鲜族小说为中心 

金虎雄(延边大学校 教授)

摘　要：中国朝鲜族不仅拥有自身的民族传统与文化,同时还拥有中华民族的集体经验。这种双重文化身份使得他们可以相对方便地往来于韩国与中国之间进行工作与学习,但是也给很多在两国之间辗转的中国朝鲜族带来了心灵上的迷茫与伤害。转型期的中国朝鲜族小说通过其所塑造的韩国及韩国人形象、回国朝鲜族形象或朝鲜族村落的现实,反映了这种双重文化身份所带给他们的优势以及对于个人及朝鲜民族集体造成的创伤,同时也预示了中国朝鲜族的未来。

【关键词】 中国朝鲜族小说 双重文化身份 潜在创造性 转型期

1. 序言

1990年初, 郑判龙先生提出“过门的媳妇论”即中国朝鲜族文化的双重性问题, 之后赵成日先生对此展开了更具体的论述，后来这一观点被金强一、金宽雄、金虎雄等得到进一步深入阐述。 可是最近黄有福先生在《中国朝鲜族文化共同体》一文中, 否定了朝鲜族的离散（Diaspora）性格和双重文化身份。对此赵成日先生给予了反驳。

黄有福先生认为，如同旅美的韩国人形成“脱离韩国的”一样，朝鲜族通过100年的移民史、定居史、斗争史深深扎根在中国社会，因此认为朝鲜族具有双重整体性是一种虚构，并提出朝鲜族是“百分之百的朝鲜族”而已。果然，如黄先生所说朝鲜族不具有离散性格和双重文化身份的、脱离母果的“百分之百的朝鲜族”的朝鲜族吗?

对此，本文对朝鲜族的形成与离散性格、他们所处的"第三领域"和双重文化身份等进行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以转型期朝鲜族作家的中短篇小说里出现的韩国形象和中国形象为研究对象，论证朝鲜族文学的离散文学的特点及其潜在创造性。最后，提出朝鲜族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方略。

2. 朝鲜族的"第三领域"和双重文化身份

diaspora 原来是指“离散”、“散居”的意思，主要指离开故国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这个词指民族的离散，成为指上世纪由于各种原因离开故国的人们的生活体验。Diaspora是由近代各种力量，比如政治权利、经济力、军事力、战争、革命等产生的境界的存在。他们不得不从叫做国家的框架被赶出来，他们是过着境界性生活的人群或者民族共同体。

中国朝鲜族是跨境民族的后裔，可以说是近代移民社群之一。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朝鲜王朝的封建苛政、自然灾害和日帝的侵略掠夺，以朝鲜农民为首的义兵将、独立运动家、教育家、文人等越过图们江和鸭绿江移居以延边为首的中国东北地区。正如金宽雄教授所说，他们一开始就是"失去家园、寻找家园的迷儿"，是无国籍者。  

他们为了拥有土地剃发易服，归化入籍，被日本的皇民化政策创氏改名。1909年的间岛协约、1930年初的民生团事件和万宝山事件中可以看出，他们处在中国和日本的夹缝里遭受两者择一的困境，终究尝到了牺牲品“羊”的悲哀。幸亏，移居中国的朝鲜人引进水田耕作，为东北地区的开发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从而取得了能够成为中国公民的资格。

以延边为首的中国朝鲜族的居住地具有特殊的空间特征。他们虽处在中国的边缘，但与多民族共同生活，居住地与境外母国和其他国家接壤，因此正如霍米•巴巴所说处于“第三领域”——“灿烂的边缘”。霍米•巴巴对“国家之间的缝隙”做了如下说明:

"国家性的文化定位(locality)在它自身内的关系中没有统合，也不是单一的，在与外边或境外的关系中也不能单纯地表现为“他者”。那种界限带有两面属性(Janus-faced)，里外的问题总是带有杂种性(hybridity)的过程。这个过程混合了政治上具有新要素的人们，并生产另外的一面，而且为了其政治化的过程中的再现，必然包括为了再现自己生产出谁也不能预想的力量和使政治上的敌对性变得无力的过程。"

霍米•巴巴认为作为现代社会特征的资本全球化现象引发了人们的大迁移，通过各种人种之间的交流使异质文化相遇发生文化性混种。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变化带来了至今未曾有的混种性、转换性、整体性的可能，使境界的存在产生诱发创造性紧张感的“第三领域”。这种“第三领域”异质性文化要素的混合熔解及再构成成为“第三领域”的特征。

这样的不同文化要素混合、溶解、再构成而形成了“第三领域”,生活在这个领域里的朝鲜族自然拥有双重文化身份。朝鲜族与汉族具有共同的血统、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但是朝鲜族的民族性不仅强调韩民族的血统和传统文化,并具有居住国集体经验的双重文化身份。

解放前散居在中国的朝鲜人统称为Diaspora。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朝鲜族主动取得了中国公民的资格。他们把中国当做自己的祖国，积极参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然而他们难以摆脱对故国的乡愁，并对自己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抱有极大的热爱和自豪。100多年来，他们守护着自己的语言文字，通过民族教育和文化艺术成功地使自己作为朝鲜族留存下来。因此，中国朝鲜族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国民，但是依旧是拥有双重文化背景的朝鲜民族移民社会的一个分支。

对移民社会的双重文化身份，爱德华•萨伊德曾说：“与众人一样，我不只属于一个世界。我是巴勒斯坦出身的阿拉伯人，同时也是美国人。这给我赋予了虽奇怪，但实际不怪异的双重角色。除此之外，我还是学者。所有这些身份都不十分分明，每一个身份都使我起到不同色彩的影响和作用。”

萨伊德等后殖民主主义文化的理论家们带着双重或者多种文化身份，在第一世界起到第三世界代理人的作用，同时把第一世界的理论传播到第三世界，从文化上启发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同样朝鲜族，尤其是朝鲜族知识分子带着朝鲜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双重身份，光复前在中国境内为了完成“朝鲜革命”与“中国革命”双重历史使命而英勇战斗。光复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为中韩交流起到了架桥作用，为南北统一起到了桥头堡作用。

由于“朝鲜文化”的因素朝鲜族不仅有别于中国的汉族，也有别于中国的其他民族。而且由于“中国文化”因素，朝鲜族与韩国、朝鲜、散居世界各国的在外同胞也不同。 朝鲜族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金学铁先生曾在中日韩三国舞台上战斗，后半生凭着苦斗立足于中国，但是临终时却要求把自己的骨灰送到故乡——朝鲜元山。 这个例子说明虽然融进中国主流社会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却固守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这就是朝鲜族的文化的实体，是双重文化身份。文化身份并非随国籍而定，而是一种精神现象，是在不断的变化和构筑的过程之中。

移居民族具有双重文化身份，他们在母国和居住国之间左右彷徨，必然会产生文化变容。多年来对中国移居民族进行研究的王庚武先生根据在母国与居住国的两种文化中倾向于哪一边来把“海外华侨划分为五种身份”，具体分为旅居者、同化者、调节者、拥有民族自尊心者，沉底改变生活方式者”等五类。

我们可以参考Berry的文化变容理论，他把文化变容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接触阶段，是不同的两种文化相遇的初期阶段；第二阶段是对峙阶段，是主流社会施加压力使移民变化的阶段，这时移民要经历在出身社会和定居社会的文化整体性之间二者选一的混乱；第三阶段是解决问题阶段，是用文化变容的战略克服整体性混乱的阶段。依据少数民族集团移居者的文化变容“如何重视其他人种和民族集团之间的关系”“如可重视自身文化特性和习惯”来分为统合、同化、孤立、周边化等四类。

这里的统合(Integration)是指少数民族积极参加居住国的主流社会的同时维持自身固有的传统和文化。同化指(Asslation)移居者在积极参与主流社会的过程中丧失自己固有的文化整体性被主流集团吸收。孤立(Isolation)指移民者不积极参与社会活动，顽强固守自身文化整体性，他们生活在被隔离的少数异文化集团的居住地。最后是周边化，指既不参与主流社会，也丧失了自己文化，坠落为社会底层，他们会具有反抗即成秩序的价值观和行动方式。

朝鲜族共同体也在发生这样的文化变容，可以通过世纪交替期的朝鲜族小说里出现的“韩国形象”和“中国形象”进行考察。

3. 朝鲜族文学里出现的韩国形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半个世纪以来在东西冷战构图中，中国只与苏联、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联盟，未向资本主义世界打开门户。朝鲜族不知道世界的变化，安居于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和传统的农耕社会里。可是改革开放以后，门户被打开，中国朝鲜族中很多人去了韩国。对朝鲜族来说，韩国是祖先的国家，没有语言障碍，可以自由交流的国家。韩国给中国朝鲜族带来了物资财富，并使他们具有了体验资本主义世界的机会，同时经历了对自己整体性的严峻的矛盾冲突，韩国并不是中国朝鲜族可以永久居住的家。

金在国的《韩国不存在》(1996)，李惠善的长篇报告文学《朝鲜族报告，彷徨与希望的报告书》(2003), 许莲顺的长篇小说《无根花》（1998）、《谁看见蝴蝶之家》(2004)，这些作品描写了通过留学、伪装结婚、偷渡等方法进入韩国的朝鲜族和他们眼里的韩国人和韩国形象。本文主要通过朴玉南、郑亨燮、姜虎元、金南炫、李东烈、李惠善、赵圣姬等人的中短篇小说进行具体研究。

去韩国的朝鲜族命运如何？他们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捉住了幸福的蓝鸟了吗？对朝鲜族来说，韩国并不是天国。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各种羞辱和歧视。朴玉南的短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狗屎》(2008)，表现了在韩国非法滞留者们的悲哀和苦恼，那里的生活与他们在中国度过的青少年时期形成鲜明对比。

这部小说是以作者去韩国接受“在外同胞文学奖”时的所见所闻为题材而创作的。整个故事的叙述者“我”第一次出国显得十分土气，但是她聪明、善于思考。梳着整棵白菜发型的她在飞机里与韩国男人发生文化上的摩擦，在仁川机场办理海关手续时感受到站到外国人队列里的冷落感。 总之，感到自己在韩国是不受欢迎的人。他见到三年未见面的丈夫，丈夫憔悴的脸庞和战战兢兢的模样使她十分吃惊。

作为非法滞留者的丈夫在路上偶尔见到警察也吓得浑身哆嗦。她也见到许多儿时的朋友，他们虽在祖先的母国，但都做苦役，都被人歧视。比如东女到韩国10年了，听说汉族的签证好通过，所以民族改为汉族后来韩国的，朝鲜族可以再入国，但她就没有这个机会，所以不能回中国。英顺当保姆伺候痴呆老人，忍受各种屈辱。在烤肉店打工的柄达常常挨骂：“蠢货！在你们中国没见到这些吧？那些也没见到吧？” 他说每当这时恨不得把烧热的石板砸向他们的脑袋上。这些人在韩国度日如年，是被排挤冷落的人。“狗屎”是在韩国无依无靠的朝鲜族的代名词，是被冷落的异邦人的别称。小说提出了“我们是谁？”这样重要的问题？深刻地反映了朝鲜族的整体性问题。

郑亨燮的小说《墨鸦妻子》（2008）通过描写伪装结婚去韩国的智顺的悲剧，反映了韩国男人压榨朝鲜族妇女的可耻行径。智顺交给中介人7万5000元巨资后用伪装结婚的方法来到韩国，但终究没有得到自由。他们维持着夫妻关系，但是随时受到出入境管理局要员的盘问。为了保障合法滞留，她需要求助于“丈夫”，所以哑巴吃黄连，她只能忍气吞声地表演妻子的角色。尤其是每年一次需要领着“丈夫”去办理外国人延期登记手续。“丈夫”抓住智顺的这一弱点经常找借口不答应她的请求，而且时不时地跟她要钱，一拿就是三四十万元（韩币）。 

这篇小说写了智顺与丈夫一起去入境管理局的一天里发生的故事。“丈夫”装腔作势借来一个女人的轿车，三个人一起去出入境管理所。智顺需付23万元汽油费、外国人登记管理费和延长手续费16万4千元。不仅这些，丈夫还进饭店招待自己的女朋友花了21万3千元，这个钱也由智顺来付。吃饱喝足后，丈夫撇下智顺携着女友走掉。智顺如同为渔夫捕鱼的墨鸦。她用手机拨打电话“喂，喂！”她怒视着男女消失的方向，愤怒地喊道“呀，狗崽子！”至此，韩国人的形象轰然倒塌。

韩国之梦给朝鲜族带来了一些财富，但也带来了很多弊端。表现韩国生活体验的小说描绘了韩国人不美的形象，他们骗走了朝鲜族妻子，破坏了朝鲜族家庭。姜虎元的中篇小说《仁川码头》（2000）和《访问》（2009），描写了韩国之梦使幸福和睦的家庭分裂进而崩溃的悲剧。

《仁川码头》里男主人公成哲是身高一米八的彪形大汉。他在建筑工地搬运砖头、贴瓷砖。他说劳累可以忍受，但“瓷砖工头”和“瓦工工头”调戏朝鲜族妇女的行径实在难以忍受。成哲一拳打到了一个拽走延边妇女的瓦工工头。失了业的成哲流浪街头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妻子玉子挽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走过去。原来极爱家庭、爱丈夫的妻子居然有外遇！成哲痛苦至极，最后领着玉子要回中国。

成哲搭乘的出租车经过城南大桥驶入敬仁桥高速公路，成哲心情十分凄婉，与刚来时的喜悦不同，感到十分空虚。再见吧，首尔！再见吧，父亲的故乡…… 是啊，五彩缤纷的首尔，我在何处立足？一不小心就会吃亏的首尔……，让人们闪光的心情生锈的地方…… 这里毕竟是父亲的故乡，并非我们第二代人的故乡。河鱼不能在海里生活，我们永远是异邦人。 

回家吧！为了爱情和家庭，离开这个可以融化任何东西的超级熔炉吧！成哲急忙把东西放进检票台上走进关口的时候，玉子突然慌慌张张地把手里的提包交给成哲说“忘了把剩下的钱换成美元啦。” 然后就跑出去了。然而过了吃一顿饭的功夫玉子也没有回来。机场广播催促旅客赶紧乘机。成哲有了不详的预感，赶紧打开提包一看，里面有一张纸条：“对不起，没脸见你。钱和东西你回去处理吧。请饶恕我。希望后会有期。——玉子”小说里的故事说明韩国成为人们的心灵被腐蚀、妻子被抢走的地方。

那么朝鲜族和韩国之间的和睦是可能的吗？朝鲜族小说中最早描写韩国体验的作家是金南铉。他在短篇小说《韩信建设工地》里表现了韩国工人和（1992）朝鲜族工人一起反抗工头剥削的故事。李东烈的短篇小说《屠夫密斯特李》表现了韩国百姓心里隐藏的深厚的人情。

先看一下金南铉的短篇小说《韩信建设工地》(1992)，这部小说以庆尚南道为背景，描写了两个朝鲜族男人和三个韩国男人都在德洪的手下工作。他们在建筑工地把砖头和石灰运往15层。一整天吸食灰尘也只能吃一粒糖来对付干渴的嗓子。更危险的是时常从15层掉下砖来砸死人。他们5个人在不到25平方的德洪家吃住，因只有一个卫生间，早晚很不方便。

每天吃的是方便面，喝的是一杯米酒。吃了晚饭后，工头就张罗玩画图，赢家需买一整只鸡肉。结果苦力们把一天的工钱全部交给他。因此“我”诅咒道“白天让你累死累活，晚上钱被赌光。真是双重剥削者，硕鼠！” 更气愤的是找借口不按时给工钱。于是两个韩国工人反抗道，至少中国同胞的工钱应该按时支付，不然他们怎么回国？徐承德站起来瞪着眼睛怒视德洪。

“你这家伙，管你什么事，嚷嚷啥？”

“你说什么？你没看见中国人受苦的样子吗？不能帮一把，还骗我的钱？打死你，咱们去劳动厅。骗我的钱没你好。中国人怎么的，他们干嘛离开自己的国家去了中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同胞！蠢货，因为日本鬼子才去了满洲国！”

李东烈的短篇小说《屠夫密斯特李 》(1994)是以庆尚北道高灵邑为背景写成的。来自中国的“我”原来是高中教师，在工地干了十来天活就腰痛难忍。韩国人拼命干活，他们早晨6点上班干到12点，下午从一点干到6点。上下午各有半个小时休息时间。当了15年教师的“我”在工地干苦力如同享福的少爷抡起搞头实在忍受不了，于是“我”换了一份搬运猪肉的行当。在一家“大伽倻炭火烤排骨店”认识了一位30多岁的男人。他穿了肥大的紫色裤子，上身穿着白色衬衫，身材魁梧，肚子很大。他走过来伸出手用稍微嘶哑的声音说道“贵姓？我叫密斯特李。” 密斯特李？我没听过英语，于是咧嘴笑了笑，心想，装什么斯文啊？

“什么密斯特李，一个屠夫…… 姓李，就说姓李得了。” 老板这么一说，密斯特李就挠着后脑勺说嚷道：“哎，大哥，跟高中老师说些斯文的话还不行吗？不是吗，哈哈哈。” 于是三个人一起笑了起来。这是密斯特李登场的场面，生动地描写了假装斯文的性格特点。“我”跟着密斯特李干活，他要求必须坚持一年，不许半途而废，否则吃亏的将是“我”自己。

他今年36岁，还没有结婚，他有房子，有车，打算娶个漂亮姑娘。他要求“我”给他介绍漂亮的中国姑娘，只要事情成了，一定好好酬谢。一旦开始干起活来“密斯特李”就大声叫嚷着，时不时跟送来咖啡的茶座小姐说笑话，活干得爽极了。可是“我”却穿着高腰靴子像个装满大麦的袋子站着不动。血腥味和粪臭味熏天，“密斯特李”说“来，他妈的，怎么站着不动？我们开始吧。” 他搬来厚厚的板子，用斧子一眨眼的功夫就把掏出内脏的猪身砍成两半挂在柱子上的铁钩上。 这时一只公猪企图爬上母猪的背上，我感到一阵恶心。“你看那个家伙，想拼命交配后死去，哦？啰啰啰……” 听了密斯特李的话，大家都笑了起来。然而“我”别说是笑，转过投去哇一声吐了出来。这时密斯特李手里拿着刀瞪圆眼睛走向一个男人。

“姓金的，你有没有脑子？就这么几个人，大家动手快点干啊，磨磨蹭蹭怎么行呢？”

“你算老几，说话这么没大没小，啊？”

那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看起来挺厉害，他挥舞着拿着刀的手，刀刃在密斯特李眼前闪着寒光。旁边一个穿着西服的男人出来劝架说是自己的错。说自己为了明天祭祀用拿来了猪蹄和猪头找人给收拾收拾，因为互相认识，所以先给他干了。大约十分钟就能干完，问题在于手工费三千元的事。

“混蛋，什么坏习惯。有你们这些家伙韩国才不行呢。你想尝尝血腥味吗，想怎么，啊？” 密斯特李突然把刀伸了出去。那个男人吓了一大跳，向后退了一步，刀和刀咣当一声相撞。受惊的人们抱着他们俩的腰拽了出去。

“你这家伙，赶紧给我滚，为了满足私心你混入屠场的吗？虽然是屠夫，但要有良心。缺德的家伙，赶紧滚蛋。孙经理也是，竟给人家找麻烦，这样谁干这个活呀？好好想想吧。”

不过一干起活来，两个男人立刻和解了。离开屠场坐在车上的“我”仿佛逃离了杀戮的地狱。即使能挣很多钱，这样的活是干不了的。但是“密斯特李”好像刚刚结束了一场演出，熟练地开着车，放大音乐，耸着肩膀，轻松自如的样子。那天晚上我被噩梦惊醒好几次。 

作为教书先生的“我”被杀气腾腾的场面吓得魂飞魄散。不过，答应干一年，这事怎么办？我去找“炭火烤排骨店”老板，让他转告“密斯特李”“我”不想干了，然后就去大邱玩了一天。晚上回来一看，“密斯特李”替我抓走了我的叔叔。说是找到新伙计之前，让叔叔顶替我。就这样过去了一个月。我躺在叔叔家的里屋正看着书，突然来了 “密斯特李”。我吓得不知所措，机灵的婶婶迎接了他。外边传到来了说话声，接着传来了关门声。 

“他怎么来了，怎么回事？”

分明我是个胆小鬼。

“嗯，他送来了叔侄儿的一天工钱。说畜协今天发了工资，人不可貌相，看来她心眼刀挺好。”

“是吗？”

我立刻感到脸上火辣辣的。眼前浮现出“密斯特李”的形象，让人深思的一个形象，还有围饶“密斯特李”的屠场的氛围，可惧可憎的感情早已蒸发掉，一个真正的生活场景浮现在眼前。无论职业的贵贱，无论怎样的人生都能去正视，都能去认真对待，这是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人生态度。“我”不知不觉中陷入沉思之中。这部小说生动地再现了韩国庶民社会的世态，从朝鲜族知识分子的视觉成功地描写了性格粗糙但有爱心的屠夫“密斯特李”的形象，给读者以感动。

4. 朝鲜族文学里出现的中国形象

从韩国打工回来的朝鲜族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呢？对此，李蕙善的《爆发的花絮》(2008)做出了回答。这部小说里的人名都用匿名或者是绰号。当今社会里个体作为匿名、记号、或数字而存在是司空见惯的。每当取钱时我们会感受到输入密码直到出来钱都是匿名的自己。 

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叫做“鱿鱼宴会”、“地瓜”、“特别女人”、“安妮”、“J”等。在匿名的条件下，他们尽情吐露自己的欲求。在“3.8妇女节”的特殊环境下匿名的四个中年妇女不可遏制的性冲动和荤话令人捧腹大笑。其实她们为了家庭在韩国拼了十年，但是回国后却成了被丈夫、子女、社会冷落的异邦人。主人公尹贞十年后回国，可是女儿的全部兴趣在于网上饲养的企鹅上，丈夫沉迷网上游戏，而且已有了别的女人。朝鲜族妇女虽然从韩国挣钱回来，但是孩子和丈夫都疏远她们，于是她们的堕落也开始了。

李惠善的中篇小说《爆发的花絮》写了从韩国回来的一个女人的悲哀，朴玉南的短篇小说《巢穴》(2005)真实地描写了朝鲜族农村共同体的镇痛和崩溃过程。这部小说通过叫做镇洙的少年的第一人称视觉和语调，运用生动的细节描写、恰如其分的俗语、女人们个性化的对话，表现了农村共同体的衰落情景。丈夫去韩国后，镇洙妈妈和村长的婚外恋被曝光,全村沸沸扬扬之际，镇洙家的房子廉价卖给了汉族王氏，曾经充满孩子们朗朗读书声的学校卖给汉族人成了羊圈，学校的牌子被斧子劈成两半倒放在窗户上。

这些真实地表现了朝鲜族农村共同体的现在情形。巢穴粉碎，鸟蛋如何保全！主人公镇洙望着变成羊圈的学校突然想道：进到那个羊圈里的羊比自己幸福多了。曾经归自己所有的房子现在没了，羊却意外地在砖瓦房里生活。多么令人心酸的情景！这部小说表现了在移民风潮下朝鲜族共同体不能不坍塌的现实，我们的生活空间被他民族侵蚀，表现了极强的民族忧患意识。

如上所述，移民在地域空间和精神空间方面处于非常微妙的中间状态(median state)，在境界的空间可以出入更广阔的领域，他们的作品世界在母国与居住国之间，与居住国的主流民族之间表现出两种或混种性质。换句话说，移民文学在与他者的关系之中表现自我，表现为两种文化形态的混种性或者共存状态。 两个民族的生疏而矛盾的共存状态，我们可以通过朴玉南和赵圣姬的小说看到。

朴玉南的短篇小说《蚂蚁河》(2006)描写了朝鲜族和汉族杂居区域，即两种文化境界地带的故事。隔着“蚂蚁河”有两个村庄：一个叫上水里村庄，是汉族村庄；一个叫水南村，是朝鲜族村庄。

作品描写两个村庄不同的习俗。民族不同，语言就不同。但是不用说话，只看在河边洗衣服的模样就能猜到哪个是上水里村的，那个是水南村的。先看看去河边走路的样子。上水里村的女人把装着很多衣服的大盆端在腰旁走来，水南村的女人头顶着洗衣大盆走来。汉族女人没有头顶东西的习惯，朝鲜族女人个头矮，腿有些往里弯，汉族女人认为这都是她们顶东西的原因。

汉族女人坐在离河边较远的地方，大盆里装着水，用手戳衣服。朝鲜族女人在河边平整的石头上或把一块木板伸进河里，用木槌用力捶衣服，其声传之很远。汉族女人们认为捶衣服会把衣服弄坏，朝鲜族女人们则认为在盆里洗衣服就在家里洗呗，何必到河里洗呢。朝族女人冬天也到河里洗衣服，她们在冰面凿个窟窿，在河水里洗衣服。对此，汉族女人认为水南村的女人精神不正常。清明之前不脱棉裤的汉族女人认为冬天把手伸进冰冷的河水里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汉族女人不在乎丈夫，而朝鲜族女人却被丈夫打骂。汉族男人十有八九下厨，而朝鲜族男人从不下厨，只等妻子给摆上饭桌。上水里村的人盖房子之前先砌围墙，水南村的人没有围墙，与邻居一起使用一个院子。上水里村的人只要主人不在连别人的家的粪便都会拿进自己的院里，而水南村的人从不偷东西。

上水村的房子里四分之一是炕，其它都是地面，晚上进被窝时才脱鞋；水南村的人即使暂时到邻居家借东西也要在外脱鞋上炕。上水里村的人腌制白色酸菜，水南村的人腌制鲜红的辣白菜。上水里村不分男女老少借烟抽，水南村的年轻人如果在长辈面前抽烟就会被训斥。不过上水里村的豆腐被水南村认可。因此水南村的人用二斤米换上水里村的一斤豆腐。不吃狗肉的上水里村人用狗换取水南村的70斤大米。

风俗习惯如此不同的汉族村庄和朝鲜族村庄的青春男女之间虽相爱，但都是悲剧结局。水南村的姑娘信玉愿意嫁给穿军服的退役军人，她爱的小伙子正是上水里村做豆腐的宋老头的小儿子。而这个小伙子已有对象。这个秘密被人知道后，信玉被爸爸狠狠地揍了一顿，妈妈虽阻拦丈夫打女儿，但气得下巴直打颤，指责女儿说：“太丢脸了，瞎了眼啊？”。 村里的妇女们愤怒了，第二天把信玉叫到村会议室指责道：“难道村里没有小伙子吗，非看上了上水里村的男人？没嫁人忍不住了？听说还在孙老头家的豆腐坊睡觉了，这是真的吗？不知羞耻的骚货，给村里带来祸水之前应该把她撵出去。” 七嘴八舌骂个不停。第二天，信玉的尸体出现在蚂蚁河里。

不久，信玉死已成为被水南村人遗忘，他们当中十有八九都出国挣钱去了，村里空荡荡的。上水里村的人进村廉价买了房子，运来砖头垒起了围墙。无处寻姑娘的水南村的一个小伙子终于要娶亲了。幸亏姐姐去韩国挣钱寄给他钱，才得以免了当光棍，娶了上水里村的汉族姑娘。

这就是小说的结局。新娘从头到脚都是红色，在铺着凉席举行仪式的院子里，新娘没有害羞的样子，朝着要求点烟的娘家人咧嘴笑个不停。“下面请新浪和新娘对拜。”“新郎新娘对拜。” 司仪用朝语和汉语各说一遍，因为这里上水里村的人占了一半。嫁女儿的时候随亲的娘家客人越多越显出娘家的威风，所以上水里村人成群地过河涌入水南村。 如婚礼场面所示，朝鲜族村庄开始汉化，新娘自然用汉族习惯处事，而新郎的形象暗淡无光。处在他民族浪潮里的朝鲜族新郎的前景会如何呢？这个问题可以在朴玉南的小说《长孙》里找到答案。

《长孙》表现了民族整体性丧失的悲剧。长孙肩负着祭祀祖先的重大责任。可是小说里的主人公没念朝鲜族学校读的是汉族学校，他更喜欢汉族饮食，身体健壮却不愿意干活，喜欢女人，结婚好几次，最后死在汉族女人怀里。但是女人没有留下一滴眼泪，吊唁的客人也一宿玩起了麻将。“长孙”的猎枪被大舅子拿去，长靴子被二舅子拿走。小舅子和大嫂挣着要摩托车。

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一个褪色的镜框夹在旧衣堆里，拾起来一看是新年早晨放在祭祀桌上的爷爷奶奶的遗照。穿着棉袍的爷爷和头上梳着笔直头缝、头发一丝不乱的奶奶，用同样的视线仰望我。这是儿时每当祭祀时因害怕而不敢直视的照片。后来懂事了，熟悉了，开始有感情了。这是爷爷奶奶的唯一照片，现在却成为这个样子。 丢下爷爷奶奶的遗照，狗一般死去的形象，难道这仅仅是虚构吗？不能守护用血汗开垦的土地，这就是朝鲜族共同体的现实，不能守护我们的语言、文字和民族教育田地，《长孙》并非仅仅是虚构。

这部小说始终以“堂弟”的视觉观察所有人物和事件，通过描写、叙述、夹叙夹议冷静、透彻地表现了现实生活。在汉族文化和朝鲜族文化的对比叙述中表现出作家特有的慧眼和才智。不过把汉族描写为朝鲜族共同体生存和发展的对立物、只懂金钱的“冷血动物”的“恶魔形象”表现出了作者的局限性。

赵圣姬的短篇小说《童年》(2000)表现出梦幻式现实主义。前村住着汉族，后村住着朝鲜族，朝鲜族小伙子与汉族姑娘偷偷相爱。汉族村里的黑色公狗也到来朝族村庄找母狗。朝鲜族小伙子被嫉妒他的汉族年轻人痛打倒在地上，半夜里汉族村庄的黑狗被朝鲜族村里的够咬死。但是翌年春天，朝族村庄里的母狗生了一窝崽，神奇的是身上都是黑白相间。两个村庄之间的反目和文化冲突以及宿命性的共存和融合，通过人类和动物世界的对比幽默地表现了出来。

5. 结束语

作为延边象征的苹果梨是把咸镜北道北青的梨与延边当地的野生梨嫁接栽培的新品种。同样朝鲜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是拥有中华文化的身份和朝鲜族文化的身份的特有的民族共同体。但是朝鲜族不能因拥有双重文化身份和双重感情而像蝙蝠一样成为机会主义者。 

朝鲜族不应该随意流浪，不应该是随波逐流的浮萍，也不是毫无境界来回飞翔的蝙蝠。朝鲜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子子孙孙生活下去的地方是中国。朝鲜族的生活不应该是暂时的、流动的。适应中国这个风土生活了一个多世纪的朝鲜族这个苹果梨不能移植到别的地方去，即使移植到别处十有八九也生存不下去而会枯死。

朝鲜族有时从母国与居住国会受到一些冷落和怀疑，因而会感到困惑彷徨，但是中国是我们出生、生长的地方，是今后掩埋我们尸骨的地方，是我们的子孙世代生存下去的地方。我们应该珍惜中国和延边这块土地，怀着彻底的国民意识，作为模范公民在中国生活下去。同时我们要热爱我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怀着对木槿花三千里江山的乡愁和热爱生活下去。不过虽然具有双重文化身份，但并不是一比一的关系。 

再次以苹果梨为例，园艺学上称北青的梨树枝条为椄穗，称延边的野生梨树为椄本。一般情况下，椄本要利用当地的野生树木，这样新品种才能适应当地的气候风土生存下来。不仅是延边的苹果梨，韩国的苹果和美国的和平玫瑰都是与本地野生品种嫁接而成的。这一点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一种植物的品种即使被人类发生了变化，其原型还是从自然状态的野生物种进化而来的。 

人类也同样，根比枝叶重要。文化也同样，根比枝叶重要。因此，朝鲜族带着双重文化身份，在拥有自己民族文化整体性的基础上，要吸纳中国主流民族的优点，与他们进行善意的竞争成为自立的民族。于此相反，如果失去自己民族文化的整体性，被主流民族同化，那将是极大的悲剧。中国朝鲜族共同体的解体与崩溃，对于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多元文化的保存也是一种悲剧。希望朝鲜族消除第三领域和双重文化身份困惑，充分发挥其特权与优势。

- 2016年 8月 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