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 在全国著名作家走进延边文学创作经验交流会上的发言
许连顺
1. “边缘文学”和朝鲜族文学
“边缘”指的是结构体的边界。在不同文化边缘形成的边界的文学就是“边缘文学”。朝鲜族文学作为一种边缘文学,可以在边界中同时体验到两个世界,因而其文学创作有着自身的优点:独特性、多样性、创意性、驿动性。更重要的是边缘意识:歧视、冷落,以及归属感下降,这种问题意识成为创作的本源和根基,因此,我认为“边缘文学”的未来是光明的。
边缘文学所体现的这种性质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未来的世界会因为多样化的文化交流而表现出很强的复合性质。21世纪文学形态呈现的将是打破地域界限,通过互联网创造超越时空的复合艺术和文学。即我们致力的是一种新形态的生活和文学:大胆打破20世纪我们确立的二分法式的对立和界限,充分展现相互间的协调和融合。智能手机时代不是纵向时代,而是横向时代。无论身处何方,都可以在一个世界中共享信息,与其他世界建立的也不是纵向的垂直关系,而是横向的水平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蜗居在延边这个狭小的边缘地带从事文学创作。基本上是在自己的语言圈内发挥各自的作用,施展各自的影响力。不过,我们也有一种揪心的情结——无法走进中国的主流文学中。究其实质,这不是文学的问题,而是语言的问题。我们创作作品使用的不是汉语,而是自己的民族语言,因而无法进入中国的主流文学中,只能无奈地徘徊在边缘地带。生活在中华大地,用朝鲜语从事文学创作,意味着读者层只能局限于朝鲜族语言圈,也意味着无法融入到汉语文学圈中。
诚然,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民族文学》会刊载翻译作品,有些作品也可以翻译成汉语付梓出版,但这些不过是凤毛麟角。而且,作家还要忍受这样的变故:经过翻译的再创作,作品原有的意义或多或少会受损或扭曲,原有的韵味发生改变,并且经过翻译的操作过程,新颜往往已成旧貌。即便如此,这也只能是极少数得到中国作家协会翻译扶持项目的作家才能享受到的荣耀。
2. “边缘文学”的主题和认知的变迁
沉溺于黑格尔和尼采的卡夫卡曾经因为自己一出生就是异邦人而感到非常悲观,这就像原罪一样给他带来了深深的伤痛。他出生于布拉格城市中心与强制犹太人居住的犹太人区的中间地带。他是一名犹太人,不过,他不是传统的东方犹太人,而是欧化的西方犹太人。他既不是犹太教徒,也不是基督教徒。虽然生在布拉格,但他不是捷克人;虽然使用德语,他又不是德国人。
一句话,卡夫卡就像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既非此亦非彼,停留在中间位置,在边界地带目睹的都是平凡的眼睛所无法看到的与双重因果律相悖的矛盾世界。这是一种只有生活在边界、能够经历各种体验的作家才能感受到的特殊体验。从卡夫卡文学中体现出的作家意识看,表现遭到冷落的主题特别多。这应该是他那处于边界的立场对主题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迷茫的作家内心世界总是处于孤苦之中。这也意味着他缺失的是归属感,他内心也迫切希望拥有这种归属感。
《永远的异邦人》的作者、旅美韩人作家李昌来之所以能够让人感受到特别的同质性,原因与此相若。李昌来在小说中描写了主人公移民者寻找自身归属定位的过程。主人公既不是韩国人,也不是美国人,不属于任何一个集团,成了永远的异邦人。在韩国人或美国人双重以上身份造成的自我分裂随时随地会发生冲突,要左右逢源、走钢丝般地周旋在白人中产阶层的共同体中,少数民族或者他者的苦闷就是这篇小说体现出的问题意识。由于并不自如的语言感觉,主人公随时都会想起自己民族的根源,却又养成不断压抑的习惯,而且为了能够让社会接受自己,不被人
“另眼相看”,还要强作笑脸,踮起脚尖小心翼翼地走路。
最终,处于边界的卡夫卡、李昌来全都是以不能归属于社会的边界人或异邦人为素材成为屹立于世界中心的作家。身为人类一份子,却不能完完全全地归属于自身所处的社会,何其悲哀!但悲哀归悲哀,作品指出了那就是人的条件这一普遍的、本质的社会问题。而这正是他们的文学熠熠生辉的因由。
3. 我愿成为不断状写边缘的作家
作为拥有中国国籍的作家,我们的作品却远离中国元素太多太多。我们的作品更接近韩国文学而不是中国文学。当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不能因为使用朝鲜语的朝鲜族文学更接近韩国文学就妄加非议。不过,朝鲜族作家有必要主动、积极地接触中国文学。实际上,很多作家兼收并蓄,通过学习、借鉴中国文学和韩国文学中优秀的东西,走出完全属于自己的新的文学路子,并且这种势头越来越猛。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如果小说不能完整地展现该地域的思想情感,无论是中国的文坛,还是世界性的场合,都难以立足。
世界对作品的关注发生了很大变化。管理韩国作家海外版权的KL经纪公司代表李龟龙说道:“令人瞩目的是,海外读者更关心的不是远离自身的主题,而是可以一起苦恼的内容。”
也就是说,读者更关心的不是作者自己所属的国家或地区拥有的特殊性,而是读者可以产生共鸣的共同的问题。寄身其中的地域边缘并不很重要。只要以人类的悲伤和冷落为根干,距离那种体验最近的地方反而更容易产生文学。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将成为不断状写边缘的作家。不是安居在边缘,而是不忘作家的初心,用文学表现位于低位的受冷落、孤苦的人经历的生活。
最终,我们的文学不应受地域的局限,要超越那种界线。当我们能够自由徜徉于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之间,进行重构的时候,文学就会更加成熟,就会在更高层次上发展。
2016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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