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 在全国著名作家走进延边文学创作经验交流会上的发言

禹尚烈 

      有关中国朝鲜族文学研究问题可从多种角度接近。但笔者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有关朝鲜族文学的定位，即座标系问题。

      朝鲜族文学研究的座标系首先被定位于这样一种中国各民族之间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生存境遇。即中华民族大家庭里“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以此类推，朝鲜族文学离不开汉族文学。因为汉族文学作为形成主流文坛的主流文学，对包括朝鲜族文学在内的其它少数民族文学起一种引领和决定作用。换句话来说，朝鲜族文学是在汉语主流文学语境下进行创作和生存的。朝鲜族文学实际就是这样的。这形成朝鲜族文学研究的主流文学座标系。解放初期，主流文坛上出现“红色经典”创作，朝鲜族文学也出现这类创作。金学铁的长篇小说《海兰江呀，你说吧！》就是代表性作品之一。改革开放初期，汉语主流文学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思潮一浪高出一浪，波澜壮阔。当时，朝鲜族文学唯恐落后于汉语主流文学，紧随不舍。结果，朝鲜族文学步主流文学的后尘，其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新时期文学思潮如出一辙。当时只是因信息传递慢，慢了一些节奏而已。所以朝鲜族有关新时期这些文学思潮的研究只有与主流文学的这些思潮相联系起来才能一步到位。主流文学代表中国文学，其发展变化成为中国文学的晴雨表。如今信息同步传递，朝鲜族作家又兼通朝语和汉语，所以更加关注主流文坛，几乎与主流文学同步发展变化。朝鲜族文学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学毕竟是“少数”者，不知不觉中觉得向主流文学看齐，可与时俱进，万无一失。所以研究朝鲜族文学绝对离不开汉语主流文学语境。 

      朝鲜族与其它少数民族在中华大家庭中作为“少数”者显出很多相似的特点。即“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这跟汉族-主流民族相比较一目了然。其文学也不例外。这是朝鲜族文学研究的少数民族文学座标系。朝鲜族文学与其它少数民族文学在主流文学语境下其追随目标相同，所以其文学走向也显出共同的特点。例如，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国共内战爆发。这在很多少数民族面前提出何去何从的问题。在这节骨眼上各少数民族的主流跟着共产党走，紧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这些形成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朝鲜族老一代作家李根全的长篇小说《老虎崖》与蒙古族老一代作家马拉沁夫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些小说不仅是朝鲜族和蒙古族人民轰轰烈烈的革命史诗，而且是这些人民从蒙昧走向觉醒的革命成长史。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少数民族文学之间具有很强的可比性。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所以从内心最深处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于是各少数民族都唱出了由衷的热爱毛主席的歌。朝鲜族的《红太阳照边疆》唱遍全中国。这些“忠字”“红歌”少数民族唱的最响，形成一个独特的文学奇观。不独偶有，新时期改革开放，不仅朝鲜族文学，还有其它少数民族文学在主流文学语境下出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思潮。这也提供各少数民族文学之间进行比较研究的很有价值的课题。

      众所周知，朝鲜族是跨境民族，其传统文化之根在朝鲜半岛上。换句话来说，她与一依带水的朝鲜半岛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也不例外。这就说明朝鲜半岛成为朝鲜族文学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座标糸。新中国成立后朝鲜族的老一代作家因语言障碍与汉语主流文学相隔绝，反而亲近朝鲜文学。当时赵基天的长篇叙事诗《白头山》等诗歌，李基英的长篇小说《故乡》、《图们江》，韩雪野的长篇小说《黄昏》，姜敬爱的长篇小说《人间问题》等朝鲜作家的作品成为文学经典成为必读书。作家们的朝语表现特点也向朝鲜作家看齐。所以要研究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期的朝鲜族文学绝对离不开朝鲜文学这一参照系。其实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和朝鲜同属社会主义国家，加之当时以朝鲜电影为中心的“朝流”汹涌澎湃，当时朝鲜族作家几乎全受朝鲜文学、朝鲜文化的影响。由此看来，朝鲜文学成为朝鲜族文学研究的最主要的座标系之一。

      中国与韩国进入1990年代建交，开始各方面的往来。随着中韩建交朝鲜族文学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向韩国看齐。韩国文学那普适的人道主义精神，还有乡土民族气息都令人温馨和可亲。而那高超而多彩的艺术表现形式令人耳目一新。朝鲜族作家的语言表现特点也开始显出韩语特点。像朝鲜族代表性女作家许莲顺的创作至少在语言表现形式上，在中韩建交后逐渐与之前创作显出不同的特点，显出很纯正的韩语特点。随着与韩国交流的频繁不少朝鲜族作家都成为韩国生活体验者。还有为数不少的朝鲜族在韩国打工。于是自然而然这些体验和题材都促成了文学创作。所以这些朝鲜族作家创作里出现不少有关打工的草根文学作品，也出现不少“韩国形象”。可见，韩国及其文学成为朝鲜族文学研究的最主要的座标系之一。

      通过与韩国的交往朝鲜族作家有了一个反观镜。也就是说对自己的身份重新加以认识。一方面，更加确定了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即国民身份。朝鲜族毕竟在中国扎根奋斗、休养生息一个半世纪以上，已经全面中国化。这与韩国人的文化冲突中切实感觉到。朝鲜族作家的许多作品中反映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从无意识的传统文化基因方面确认到民族性，即民族身份。由此，朝鲜族的民族意识得到高扬。这在朝鲜族作家有关反映朝鲜族与韩国人文化冲突方面的作品中，最终还是以同一的民族性角度进行和解的内容中可见一斑。

      总之，朝鲜族为新中国的诞生抛头颅、洒热血，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立了汗马功劳，国民意识高涨无比。但内心深处有挥之不去的故国情结。而这些故国情结随着与朝鲜半岛的交往而激活。所以朝鲜族其现实生存境况来说就身份认同方面有点复杂。有时候国民意识与民族意识相冲突处在很尴尬的境地。这种尴尬的境地可诞生出离散文学名著。这正好验证后现代那种边缘混杂的优势。事实证明朝鲜族文学围绕身份认同问题出现不少屈指可数的名著。像许莲顺的《浮浪花》、《谁曾见过蝴蝶的家》；李惠善的《韩国梦》、《忠清道阿里郎》；柳燃山的《首尔风流》；金在国的《在我眼里没有韩国》；崔国哲的《光复的后裔》、《共和国的后裔》等作品可谓代表作。

      在朝鲜族文学作品中所谓朝鲜族“移民题材”标新立异，其文学创作也硕果累累。这些“移民题材”南北大作家都有涉猎。从朝鲜李基英的长篇小说《图们江》；韩国安寿吉的长篇小说《北间岛》、朴景利的大部头长篇小说《土地》等作品里可见一斑。其实，这些“移民题材”作品的主人公为朝鲜族先民，所以最有资格和责任写的就是朝鲜族作家。朝鲜族作家不负众望，创作了一系列“移民题材”长篇小说。像李根全的《苦难的年代》；崔红日的《泪洒图们江》、《龙井别曲》；崔国哲的《间岛传说》等作品为代表作。当然，这些作品只能在改革开放的宽松的创作环境中才能出现。这些作品创作角度和方法多种多样，有的是革命现实主义；有的是新现实主义；有的是民族现实主义。其创作与南北“移民题材”小说不无关联。所以要研究这些作品至少与南北“移民题材”小说相关联的系统中加以观照，才能确定宏观和微观有机结合的座标。

      一言以敝之，朝鲜族文学处在国内内环境和国外外环境的有机座标中，这就决定了朝鲜族文学的性质和特点。即她既是中国主流文学语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又是世界朝韩语创作系统中的主要干系之一。朝鲜族文学创作以母语创作为主，所以很难进入中国主流文学。但她给中华文学大花园无疑增添一朵奇葩。朝鲜族文学作为世界朝韩语创作系统中的主要干系之一可与故国母语创作堪比美。朝鲜族文学研究的座标系也就定位在这些语境和系统中。

2016/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