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 延边作家与铁凝主席座谈会发言

李惠善

新时期中国朝鲜族母语小说创作呈现出新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受到国内外经济秩序的影响,中国朝鲜族共同体发生了变化。中国朝鲜族特殊的生存环境决定了中国朝鲜族的生存状况，使得中国朝鲜族文学既不同于中国主流文学，也不同于韩国文学。在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物欲横流；而在全球化的时代，多元文化环境又促使人们不断进行思索，形成了朝鲜族特有的生存条件，也使得朝鲜族小说呈现出新的特点。

      1) 老作家对历史、社会问题的关注；新锐作家对个人生存及其生活方式的关照

      就中国朝鲜族文坛而言，老作家大体上是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年作家，而新锐作家是指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出生的作家。当然也有例外，不过大体上可以这样划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作家在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大背景下从事文学创作。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年作家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度过了饥饿的童年，又在十年“文革”中度过了敏感的青春期。作为国家的公民，作为民族共同体的一员，他们特别关注社会，不忘历史。因此，在创作题材的选择上，他们尽管在表现技巧上有些差异，但主要还是会通过作品，表达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历史与过去，自身存在的反思，进而思索人类生活的本源。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中国朝鲜族作家陆续推出了颇有分量的历史题材长篇小说。按类型分，有以新中国成立以前为背景的移民史小说，像林元春的《兀良哈岭》，崔红一的《泪洒图们江》，《龙井别曲》, 崔国哲的《间岛传说》,《光复的后裔》 。此外，还有描写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时期慰安妇命运的金革的《春子的南京》 ，反映著名抵抗诗人尹东柱一生的《诗人》；其次为探索小说，反映改革开放前，在中国极左政治思潮下人类命运的小说。如反映建国后到“文革”20年来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牺牲品的小人物悲剧的农民作家朴善锡的长篇小说《苦笑》，反映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合作社时期至今60多年来朝鲜族命运与历史，独特风俗人情的李泰洙的《海兰江》，反映政治动乱带给青少年心灵创伤的金革的长篇小说《猩红热》。笔者的长篇小说《红蝴蝶》也以建国后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为背景，反映了个体的成长与死亡，也属于这一类。

      老作家们持续关注朝鲜族社会问题。以长篇小说为例，有反映年轻时经历了政治运动的中年知识分子面对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所感受到困惑的禹光勋的长篇小说《痕迹》，反映中国朝鲜族离散困惑的许连顺的长篇小说《谁见过蝴蝶的窝》等。

      而纵观新锐作家们的作品，不能说他们不关注历史和社会，但因为毕竟年轻，受阅历所限，在题材上主要选择改革开放以来的生活，更加关注个体的生活方式和内心世界 。他们大多出生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他们的父母受到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纷纷到国内外打工赚钱，因此，他们大部分在幼年和青少年时期都生活在单亲无亲家庭。再加上他们大多出生在实行计划生育的时候，大部分为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以自我为主的“孤独”是常见的词，作品也倾向于关注人物内心。

      以“八零”后小说家金慧莲的小说《首尔站》为例，传统小说中的叙事在这里得到弱化，是有别于传统小说结构的作品。作品描写了来韩国寻找打工父母的“我”和从大公司辞职，寻找露宿街头父亲的韩国恋人“贤”之间发生的故事。尽管有爸爸妈妈，“我”却始终认为自己是“孤儿”。父母一心只想赚钱，同“我”之间缺乏沟通，存在隔阂。而自认为“孤儿”的“我”和历尽千辛万苦寻找父亲的“贤”形成鲜明对照。将“贤”拉进自己的家族关系中，从中可见“我”要确认家族的整体性。

      谈到新锐女作家的文学，评论家张春植老师的评价是：“她们作品的人物虽然也经历生存的疲惫，并且有着要摆脱单调生活的欲望，并且也有着瞬间的冲动，但大部分作品还是反映重复过日子的上班族的苦恼等” 。比如说李进华的《针》,金叙延的小说《七情六欲》等。与其说是道德启蒙，不如说是想表达自身欲望的合理性，通过关注个体的整体性，引起读者的共鸣。此外，朱桂花的《感怀好日子》, 金英海的《排泄障碍》，《风》, 朴草兰的《男人夏季里多愁善感》等反映了人类在家庭、爱情、情色、欲望中感受到生存疲惫的苦恼。

      但也不能就此说新锐作家都不关心社会问题，拒绝价值判断。因为他们毕竟也摆脱不了民族共同体的生存环境。即便是写社会问题，他们也会更加关注个体的存在与生活方式。因此在叙述方面，省去了不少故事情节，读者可以通过对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描写，了解主人公的生存状态。

      2) 对于经受阵痛的朝鲜族共同体的敏锐反应

      改革开放后，中国朝鲜族社会开始到韩国和韩资企业多的我国山海关以南地区打工，朝鲜族共同体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计划经济年代，由于一切按部就班，以农耕为主的朝鲜族共同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一直很稳定。但是随着人口的自由移动，出现了传统聚居地区减少, 民族教育弱化,民族文化流失等问题，严重威胁到了共同体。 能够逼真地描写朝鲜族共同体生存状态的小说也应运而生。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朝鲜族聚居区的同化, 其他民族的流入, 民族教育的弱化成为现实。金泰贤的《井嫂》, 朴玉男的《桂明月》，《长孙》, 金革的《消失的长白山》等作品陆续问世，这一题材的作品至今仍是主流。

      《井嫂》如实反映了朝鲜族共同体同化。 主人公井嫂居住的村子几乎没剩多少人。过生日，唯一的客人就是汉族老王。听说老王要搬到这里，据说这里是他老婆的娘家。这表明其他民族开始渗透到朝鲜族聚居区。朴玉男创作了多篇反映朝鲜族共同体同化的小说。她的小说《长孙》无疑是无法守住祖先用血汗开垦的土地，不懂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民族自画像。小说《长孙》特指守护民族共同体的人们，而通过“长孙”已死，预示着民族共同体岌岌可危的命运。

      也出现了提出解决民族共同体危机对策的作品，比如说崔均善的《父亲的愿望》，反映儿子圆了父亲要在家乡建设牧场的愿望。这种愿望在金锦姬的《游牧民》等年轻作家的作品中也能够看出来。《游牧民》通过朴哲这一人物，表达了朝鲜族要重建家乡的美好愿望。 

      3) 男权削弱, 家长制没落, 家庭解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说女权得到保障，但是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城市，家庭中仍然存在男权思想。但是改革开放后，实行商品经济，不少国有企业员工下岗失业，住房分配制度也转向商品化，不赚钱的话就没有活路。在农村，光靠种田已无法养活一家。于是，朝鲜族开始选择到语言相通的韩国打工，这成为脱贫致富，提升身份的唯一出路。但是，在韩国调整在外同胞政策以前，要想到韩国，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假结婚。妻子往往通过假结婚到韩国打工，丈夫照顾家庭。这一去打工赚钱，夫妻往往要分开七八年。因为在商品经济社会，服务业需求量大，因此，女人可干的活儿比男人要多。没能出国的女人则选择到山海关以南韩资企业多的城市，从事餐饮业或者当保姆。这也导致朝鲜族社会男权削弱, 家长制没落, 家庭解体。

      孙龙虎的小说《性在咆哮》就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作品中的两位登场人物绰号 “瘪蛋”和“蚂蚁”的妻子都到韩国打工，他们靠妻子寄来的钱生活，照顾家庭。由于很久没有过夫妻生活，“瘪蛋”和“蚂蚁”一起喝酒的时候，说： “我想女人都快想疯了！”。当天夜里，“瘪蛋”突然犯了心梗，猝死。这是在金钱面前连性都要被压抑的悲剧。改革开放后，变化了的劳动力市场不利于男性。因此，丧失经济能力，被认为无能的男人们往往会受到社会的白眼。这一类的小说有不少，比如说反映遭到妻子抛弃的男人命运的具豪俊的小说《猪肉》，《女人、香烟》, 描写既无能又缺乏自尊的男人故事的朴草兰的小说《鳜鱼》，  逼真地描写男人在金钱面前堕落的许连顺的小说《扔到下水道里去》等等。

      男权削弱的原因离不开女性。虽说女人也是为了能够过上好日子出去打工，但一旦男权真正削弱，她们也痛苦。反映在韩国非法滞留十年回国的女人“尹贞”及其非法滞留时期朋友故事的笔者的小说《落英缤纷》 描写了尽管赚了钱、买了房，买了车，却没有挽回家庭，而是使家庭濒临解体危机的故事。

      描写男权削弱, 家长制没落, 家庭解体的小说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在竞争激烈，物欲横流的年代，摇摇欲坠的朝鲜族社会。

      4) 关于第二次移民时代离散背景与多元文化环境下人类存在价值的再发现。

改革开放后，中国朝鲜族开始大迁徙，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有了新的家园，朝鲜族的 “第二次移民”开始形成新的版图，到了二十一世纪，变得更加具体化。 “第二次移民”是针对朝鲜族十九世纪后半叶进入中国的“第一次移民”所说的。改革开放后，朝鲜族开始迁徙到中国沿海地区和韩国等外国高薪地区。

      从大的框架来看，中国朝鲜族一直生活在多元文化环境下。但是从狭义上来说，改革开放前，朝鲜族一直生活在中国国内自己的共同体里。不仅是延边地区这样的聚居区，即便是在散居地区，朝鲜族也拒绝和其他民族通婚，只能接受朝鲜族教育，主张朝鲜族文化。因此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朝鲜族文学里几乎没有其他民族人物。即便是登场，也不过是作为背景。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朝鲜族文学里开始出现其他民族人物。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半叶， 二十一世纪，其他民族人物开始频频出现在朝鲜族小说中。在第二个移民时代，朝鲜族生存的多元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在民族共同体危机中最应该戒备的就是其他民族和其他文化。这一时期，反映丧失家园、教育、婚姻、习惯等的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将其他民族作为“他者”引进来，表达了失去共同体的痛苦与悲愤。

      生活着几十万中国朝鲜族的韩国也属于多元文化环境。纵观反映中韩交流初期的小说，韩国人往往被描写成办理出国手续的“蛇头”，剥削同一民族的坏老板，欺负假结婚对象中国朝鲜族女性的恶丈夫等等，通篇充满了丧失感和被害意识。但是，随着“第二次移民”的深入，为了适应新的环境进而扎根于此，开拓新家园，朝鲜族只能选择共存，共生, 和解，包容。因此，在“第二次移民”小说中，其他民族与文化是以共存，共生, 和解的意义存在的。比如说张学奎的《芦苇的根有多深》, 还有反映和韩国人关系的小说姜虎元的《蓝色》等。

      此外，在创作手法上也存在诸多特点，因篇幅所限，就不展开了。